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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兴国”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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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建设”目前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议题。 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中,我国是最早最有效地控制住疫情并同时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国家。 从根本上看,这是中国人民作为凝聚性的整体而实现的胜利,也是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结构而实现的胜利。 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人类社群生存的指导性方案。 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视角来看,以文化兴国均有坚实可靠的依据。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文化与人类之间存在着相互致动、协同演化的关系,它对人类基因及大脑功能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文化由人创造,同时也创造着人。

   这个发现为“文化塑造人与社会”提供了直接而明确的证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从这个视角来看,文化与社会的多元性是一个必须尊重的事实。

   因此,在处理文化发展、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时,我们就可以站在比较客观、理性的立场,合理地制定方针决策,正确地引导、规划和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

   但是有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认清文化、人与社会之间的动态互塑的关系。 严格来说,纯粹独立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不可避免地处在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即使选择独居的人亦是如此。

   这来源于文化的塑造。 比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人际关系模式及思考行为方式就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社会心理学与人类学的调查研究表明,从整体上来说,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思维方式更具有群体倾向,比如对家庭和集体的依赖,而美国人则更关注个体性,比如价值观与信仰比较倾向于个人特色的标榜等。 反过来看,文化又是人所创造的,是属于某个社会的产物。 因此,文化、人与社会处在一个辩证统一的动态有机体系之中,三者互为条件,互为结果,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基于人类学、生物学以及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格尔兹提出了文化塑造人的三个关键方面:首先,人类进化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是重叠、互动的,并非是简单的前者导致后者;其次,人类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人,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大脑,而最新科研成果表明,大脑的结构与功能受到相应文化的深刻影响;再次,需要认识到的是,从生物机体的角度来说,人是非完整、未完成的物种,即人的本身就存在着进化学上的缺陷,人之所以为人,至为关键的一点并非是其学习能力的本身,而是其为了生存需要所必须习得的量与类。

   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运作方式,并能够对具体的个体产生影响。

   为个体营造相对完善、有利的文化环境,对于社会的良性发展有着根本的意义。 文化需不需要引导?对于这个涉及文化社会性的问题,基本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需要,认为文化是自发的人类现象。

   另外一种是需要,认为文化应该有所导向。

   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对立。 因为无论是导向型还是自发型,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内部机制:可复制的创造。 文化不仅在个体身上得以实现,同时也可以通过社会的网络与渠道实现,并形成一种关联。

   从复制传播的角度来说,与人类个体一样,社会也是文化现象的天然导体与载体,因为它的本质就是人的关系网络与链接。 自发型的文化与导向型的文化都能够通过人们的模仿和复制行为得以传播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模仿与复制的方式并非是百分之百的同相传递,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山寨”现象。 然而这种现象也并非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是文化与生俱来的一个内在属性。 任何一种文化需要存在下去,就必然会通过社会与个体被习得与传承,这个过程与基因的传递颇为相似。 当文化传承的过程加入外来文化的因素时,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这时,为了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保持本土文化的特色,相关的政策导向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符号学家洛特曼曾将文化看作由符号组成的动态的、非匀质的域,每个符号域便是文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都以动态的方式相对独立地自我运转,不同符号域之间存在着可渗透的边缘界限,文化交流也因此而成为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便是不同文化符号域之间渗透型的互动。 由于每个符号域内部的动态非匀质性,处于中心地位的社会主流文化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可能会被边缘位置较为活跃的文化所代替,甚至也有可能被更为活跃的外来文化所代替。 因此,在社会主流文化的活跃程度降低、力量有所削弱的情况下,次文化、非主流文化便有可能继续扩大复制影响,提高活跃程度,从而取代之前主流文化并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新的主流文化。

   这个替代的过程可能是渐进式的,也可能是爆发式的。 导向型的文化在很多时候能够起到巨大的稳定作用。

   从我国的文化特色来看,应该注意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无论是在民族层面还是在社会行业层面,我国的文化体系都呈现出明显的多元特性,维护这种多元性不仅关系到文化遗产,也关系到国计民生;第二,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历史悠久、行之有效的文化导向传统,从上古传说中的神农氏创五弦琴以匡正人心,到后来的礼乐之制,再到当下和谐社会创建等,在本质上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通过引导、推广一种主流文化与价值观体系,来达到对人与社会的某种有利的导向型结果。 这两个方面也都是中国文化这个巨型系统本身所特有的内在机制,是历经了数千年的进退、变迁、动荡和交流积淀而成的文化运作方式。 以文化兴国战略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文化导向政策,既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也有明确的科学与人文理论支撑。 以文化兴国不仅仅是简单地修复文化建筑、保护文化遗产,或包装文化产品,更不是单纯地提高国民经济,而应该是逐渐形成、推广一种宽宏独特、海纳百川、务实进取的人文关怀,真正从文化的本身出发来引领与支持,使个体与社会都能得到优秀实在的文化熏陶,在维持与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将国民素质、人际信任与社会道德等关系民生幸福的核心要素提到最高的位置。

   这既符合我国目前整体发展的迫切需要,也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终极要义:人与社会的向善维度。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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